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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令俠:楊生茂先生與世界歷史教學



    中國的世界歷史教學始于解放后,教授者是一批跨越新舊兩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楊生茂教授(字暢如,1917-2010)是這個時段的親歷者之一。他畢生從事世界歷史的學習、教學與研究,其專業方向前期集中于世界近代史,后期主要在美國史領域。本文追溯楊先生在世界歷史方面的教學活動,諸如建國初期建立新史學教學體系的探索、參與《歷史教學》雜志的草創、參與世界歷史教科書的編撰等,探察主導其這些教學活動的心路歷程,以展現共和國初期世界歷史教學建立的部分過程。今年是《歷史教學》創刊65周年,撫今追昔就更有意義。

     

    一、

    對于楊生茂先生來說,他的世界歷史教學生涯,是從學習開始的。1949年前,中國只有“西洋史”之稱,根本沒有“世界歷史”這個學科名稱;而之前他所受的教育和學的知識,又不能適應新中國新史學的要求,需要重新學習。

    中國的“西洋史”的教學與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燕京大學第一個女教授陳衡哲。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這門以歐洲大陸為中心的歷史課程在高校教學中不再出現,被高教部指定的“世界通史”課程所取代?!笆澜缤ㄊ贰边@個教學概念,在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首次使用。世界通史課程究竟該怎么講,前無古者,無可借鑒。這種情況難煞了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教育背景各異的高校教師。他們需要蛻變,需要在思想上、信仰上和學術體系上進行顛覆性的轉變。剛從美國留學回國一年多的楊生茂先生在初創世界歷史教學的同時,開始了其人生的第三個學習階段。

    楊生茂先生1917年出生在河北省涿鹿縣,自小目睹了戰火連綿、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的貧弱與屈辱。軍閥混戰、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5年“華北事變”和1937年“盧溝橋事變”期間,正是他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之際。這些刺激對他形成后來的均貧富、憎外辱、愛祖國和興國家的思想有著很深的影響。1938年他考入燕京大學,1941年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研究院學習美國史。1947年秋,他回國到南開大學任教,主講必修課“西洋通史”。他是抗日戰爭結束后文學院中第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他回憶說:“當時‘西洋通史’的內容具有半殖民地氣息,連使用的課本都是美國人編寫的?!?/span>

    19491月天津解放。楊先生感到,“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學術史上又掀開了新的一頁,兼有‘枯木逢春’和‘梁上君子’(楊令俠注:脫離實際之意)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學皆非,另方面感到需要學的新知識太多了。

    楊先生總結一生的學習歷程共有三個階段。一是封建主義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資本主義教育,即正規的學校教育,包括高級小學、高級中學、燕京大學和在美國留學接受的教育;三是社會主義教育,“第一步是學習新的社會主義的道理”。

    楊生茂先生所說的第三個學習階段,包括1951年底至1953年在中央黨校的系統學習。他上了他從未涉獵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和聯共黨史等課程,聽過艾思奇、劉少奇和蘇聯專家的講座,也讀了很多馬恩著作。他感覺自己不僅學了很多新知識,而且有一種順理成章之感。之所以有這種感覺,主要是他在解放前積累起來的兩種思想,即民族感情和社會進步觀念。即便如此,楊先生經歷的思想蛻變過程也如翻江倒海,時起時伏。建國后,國家建設迅速發展、日新月異,需要知識分子重新學習、并快速建立一種世界上前人從未探索過的世界歷史的教學體系。楊生茂先生的學習過程既是社會主義教育活動,也是思想改造活動。他的世界歷史教學活動已經不再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與新中國的命運密切相連。新中國的“舊知識分子”們心悅誠服地學習、心甘情愿地奉獻,這就是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的特征。

    19496月南開大學歷史系全系教師們簽名公推楊生茂先生為代理系主任。同年,楊先生著手建設新的史學,在全系做了題為“新的歷史”的報告,并著手全系課程的配備。1950年秋,他在《歷史系工作報告》中寫道,本學期所開設之課程甚為完備。楊先生講“甚為完備”是完全有根據的。當時南開大學世界史的課程體系和學術梯隊整齊、優秀,從原始社會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開設。1953年全國高校歷史課程規劃會議將世界史分為上古史、中世紀史、近代史、現代史和亞洲史。這次新中國首次世界史學科劃分,在國內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此,中國的世界史學科體系正式確立。

    楊生茂先生自己的教學經歷是跟隨高教部的課程安排指示進行的。剛解放時,楊先生開設“世界通史”,后開設“蘇聯史”和“史學名著選讀”,主要講《國家與革命》和《共產黨宣言》等。他說,“當時現學現講,雖然之前在美國看了不少俄國史和蘇聯史的英文著作,但主要參考蘇聯的<聯共黨史>”。不可否認的是,在解放初期,中譯本蘇聯教材為中國世界史的草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紀50年代初,根據教育部的要求和在美國學習美國外交史的基礎,楊先生選擇了開設“世界近代史”課程,是建國初南開大學這門課程的主講者,也是解放后中國第一代講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師之一。

    1950年楊生茂先生任“天津市新史學會”會長,并成為中共預備黨員。19515月始,楊先生在天津中國大戲院作“世界近代史”輔導報告,后去天津廣播電臺講課。1957年楊先生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6-1976年中斷;至1984年),同時還擔任國際共運史教研室主任(至20世紀60年代初),1958年開設“美國史”課,同年招收南開大學歷史系第一個世界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

    楊先生非常重視教學。那時候大學五年制,歷史系本科生主要聽兩大通史課,即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僅世界近代史的課每禮拜上四節,講一年,因此授課任務非常繁重。他使用了當時還不普及課堂討論和口試的教學方式,重視輔導和啟發。

    在世界史教學過程中,楊生茂先生總結出培養研究生的三個步驟。

    第一,訓練從摸清資料開始。研究生一入學,楊先生就要求他們到圖書館查書目?!袄缪芯棵绹と诉\動史的,先到圖書館里面看看美國工人運動史方面有哪些書,開一個書單,然后再在該書下面寫幾句話,哪年出版的、看完序言或導論后有什么感想、這書有什么優點、有什么缺點,甚至比如可以說這書的地圖好、索引比較詳細等,什么都可以說,以此證明你看這書了?!薄跋乱徊阶鰧iT的文章時,我要求學生再進一步給我開一個書單,那就要求詳細了?!?/span>

    第二,訓練學生思考?!罢Z義學很重要,尤其要研究外國的語義?!?/span>

    第三,楊先生主張研究生要出去參加學術討論會。交流思想很重要,最后才能創新。

    作為教學園地,需要同時解決教師如何“教”和學生如何“學”的問題。在教學培養方案的制定方面,楊生茂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63年,在楊生茂先生主持下,南開大學歷史系世界近現代史教研室近代史組制定了三份重要的教學培養方案。

    《世界近代現代史專業、美國史方向研究生學習大綱》內設“說明”、“課程內容”、“學習要求”、“書目”和“附件”。附件分別是“世界近代現代史必讀和參考書目”、“美國史必讀和參考書目”和“美國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學習項目、時間分配和順序表”。 “書目”上有說明三點:“1,必讀書均標以‘△’號。除必讀書外,研究生還應閱讀一定數量的參考書;2,書目中雖列有一些中譯本,但希望研究生盡力閱讀外文原本;3,本書目每隔兩年修訂一次”。由這些悉心的關照,可以看出制定者們對培養學生的關注程度與用心良苦。經統計,除馬恩列毛經典外,該書目列舉了關于世界近現代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譯本)14本;關于美國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譯本)51本、俄文著作6本、英文通史名著11本、英文專門史著作121本、英文叢書5種、英文工具書和文獻31種、雜志和報紙20種。在20世紀60年代初,南開大學竟能有這不少的“存貨”,而且被楊生茂等位先生“挖掘”出來,也算是個奇跡。實際上,這不是什么奇跡,是學者對資料的高度敏感性的體現。對于圖書資料,楊生茂先生一貫主張兩點。第一,書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書為人服務,要千方百計把書的資源調動和利用起來。第二,學生入門第一件事,就是首先把校圖書館的相關資料搞清楚。他硬性要求學生到圖書館書架前瀏覽、翻卡片柜、用筆把相關英文書籍的所有信息(包括南開大學圖書館編號、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代等)記下來。開始有的學生不理解,有點抵觸,可是到后來、甚至參加工作之后,才體會出甜頭來,皆言受益終身。學生在摸清楚校圖書館的藏書情況后,按圖索驥,再去北京等地大圖書館查找。在沒有電腦的年代,這也算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了。

    第二份是《美國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學習項目、時間分配和順序表》。這是一張表格,分課程名稱、課時、進度安排和檢查方式等。

    第三份是《世界近代史教師備課進修必讀和參考書目》,是為青年教師制定的,主要是中文著作。與對學生的要求比,該書目顯然擴寬了專業視野,分西歐哲學史、經濟史、外交及國際關系史、外國文學史、英國史、美國史、日本史、蘇聯史、法德意史、拉丁美洲史和第一第二國際史等門類,計200余冊種。楊生茂先生一生行事謹慎,當時他把這些著作列上去,是需要一些膽識的,一定是他認為此舉非常必要。

    培養方案的中文是馮承柏先生刻寫的,英文也是他用美國史研究室唯一一臺英文打字機蠟紙打刻的。雖然這幾份培養方案是油印的,封皮粗陋,但是內容顯然已經很成熟豐滿了,表明當時南開世界近現代史的教學水平、專業規范、研究規模和圖書資料條件已經比建國時有了長足的進步。

    1964年,國家在全國設立了若干個地區國別史研究“點”,南開大學建立起“日本史研究室”、“美國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屬教育部正式編制。楊生茂先生是南開大學美國史研究室的創始人。美國史研究室成立后,楊先生首先著手資料建設,利用當時國家給予的外匯指標,訂購外文圖書和刊物,為后來世界史研究與教學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基礎。雖然這些教學、科研準備活動被“文革”中斷了十年,但是今天南開大學世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遠由。

     

    二、

    新中國成立后,楊生茂先生以南開大學為基地,開展了一系列與世界史教學相關的工作,比如與其他同仁共同創辦學術刊物《歷史教學》。

    《歷史教學》籌辦于1950年下半年,創刊于19511月,在天津出版,是解放后第一個全國性歷史月刊,也是當時國內極少數刊出世界史論文最多的雜志之一。南開大學是《歷史教學》創始單位之一,楊生茂先生是創辦人之一,任編委至退休;繼李光璧先生之后吳廷璆先生任主編;籌辦人有李光璧、楊生茂、傅尚文、張政烺、丁則良、孫作云和關德棟七位先生;來新夏先生在50年代前期做過值班編輯。幾個風華正茂、熱血報國的年輕學人,憑著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對新史學的向往,從零做起。

    《歷史教學》初創遇到的三個難題分別是,經費、稿源和刊物定位問題。

    《歷史教學》剛創辦時,一分錢也沒有。正巧那時楊生茂先生受天津市文教部之邀,每周講一次世界近代史。楊先生借機向市軍管會文教部有關同志反映了這個情況。文教部表示對這個新辦刊物予與支持,并囑天津知識書店協助出版。天津知識書店墊付了第一期的所有出版費用。但刊物經營需要資金運轉,而《歷史教學》經常虧欠印刷廠,甚至郵局的錢。第二、三、四期的出版費用只能幾個籌辦人湊。他們每人從自己的薪水里拿出一部分,還是湊不齊,最后張政烺先生忍痛割愛,賣掉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還有的先生賣掉自己的皮襖。后來刊物得到了市人民銀行的短期貸款,情況稍有改善。1951年《歷史教學》發行量為2000份,到1952年便達到10000份,由此經費問題得到根本的改善。

    《歷史教學》是月刊,對稿件的要求一是要及時,二是要質量,稿源就成了待炊之“米”。編輯部落在天津,其編輯工作主要由李光璧先生和楊生茂先生負責,傅尚文先生主要操持印刷和發行工作,無另設專職人員。因大家分處各地,稿子要寄來寄去,其間不免耽擱時間。如遇發稿時稿子還不夠,只能編輯們挑燈夜戰了。

    創刊初期,編委撰寫稿件都不領稿酬。李光璧先生為《歷史教學》撰文最多。楊生茂先生也撰寫了不少文章,諸如“美帝侵華政策的演變”、“抗日戰爭期間美帝如何武裝日本”、“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中譯本”、“19371941年抗戰期間美日如何合伙侵華”、“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1789-1794-世界近代史講授記錄”、和兩篇“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1789-1794)續世界近代史講授記錄”。從這幾篇文章的題目看,似非學術論文,亦讓人感到簡單直白、學術含量低??墒莾H在此兩年之前的中國,對世界歷史這種批判性認知的文章能刊登在學術期刊上,則是很難想象的。對剛解放的中國,這類題目和內容猶如一股新鮮的空氣。長期被奴役的中國人渴望知道歷史的真相,渴望學習新歷史。19511952年,在全國學習馬克思主義高潮的背景下,《歷史教學》提供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背景,這就是這個刊物訂刊激增的原因。

    實際上,這四篇文章的內容也是楊生茂先生長期以來思考的問題。楊先生之所以在美國留學想到讀美國外交史專業、拜著名的托馬斯·貝利教授為師,還是與他的心情有關,目的是“看看美國怎樣欺負別國的。就這么回事。美國是怎樣對外擴張的,尤其對于中國。我很欽佩我的導師貝利。他學問淵博,記憶力強,口若懸河,但他的觀點錯了。我對我的導師有看法,就因為他的沙文主義”;“他的觀點是,美國人在外交上所做的事情都是對的,都是受報刊輿論支持的”;“他是主張援助蔣介石的”;“所以,我在臨畢業的時候給他寫了封信。我說,美國人經濟和武裝援助國民黨錯了,中國人不會感謝的。那是我交給他最好的paper”。終于能在中國人辦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自己一直以來的觀點,楊生茂先生有一吐為快的感覺。

    1999年楊先生在評價他的早期文章時說:“我認為這篇文章寫的還是我的真實思想。為什么當時寫這篇文章,不一定完全是政治上的需要。那時我寫了好多文章,比如我發表了‘美帝侵華政策的演變’一文。我覺得那時的文章有點片面。片面不怨我,因為你美國人打中國,中國人就反對你。而且當時中國人的任務就是要扭轉對美國的看法,不要害怕美國,不要崇美,從我思想說這是政治任務。但是,我沒有說假話,可能措辭上激烈,這情況倒是有的”。

    后三篇文章的內容可能是楊生茂先生自己授課的教案。他刊登上去的原因,想必一是解燃眉之急,二是利用《歷史教學》這個平臺,起拋磚引玉之效。這些“講授記錄”正是他學習新歷史后的最新學術體會,是他在高校課堂之外的又一項世界歷史的教學活動。

    至于《歷史教學》的刊物定位問題,創刊者們的初衷是“試著用新觀點即馬克思主義觀點為中學教師辦一個教學參考讀物”。當然,對編輯方針,后來編輯部內部也曾有過分歧,有人希望把《歷史教學》辦成國內一級學術刊物,有人主張辦成服務于中學教學的特色刊物。經討論,編輯方針確定為兼顧普及與提高,以普及為主。從當時發行量看,這個方針是適宜的。它既主要服務于中學教學和廣大干部,每期又發表少量水準較高的學術論文?!稓v史教學》早期的這種定位思考不僅令它蓬勃發展,而且影響深遠、廣泛。從1952年第七期起,《歷史教學》即成為天津史學分會領導下的向全國發行的刊物。

    50年代,《歷史教學》還特別關注世界歷史方面的文章,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1958年《歷史教學》(8月號,總第92期)作了一期世界史特刊,即《中東民族解放斗爭史特輯》;1958年第12期至1960年第8期《歷史教學》連載“北非民族解放斗爭簡史”。

    楊生茂先生是《歷史教學》編委之一,從創刊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幾乎全國寄來的每一篇世界史的稿件都經他手,而且被修改得非常仔細?!稓v史教學》的起步和前進步伐浸潤著老一輩學人的心血和期盼。楊先生提起《歷史教學》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時,經常發自內心地說,這些業績應該歸功于編輯部,“一批勤于耕耘、任勞任怨、敏于策劃的編輯里手,是刊物得以茁壯成長的力量”。的確,《歷史教學》的每一個腳印都飽含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編輯們的艱辛與喜悅。

     

    三、編撰中國第一部世界近代史教科書

    解放后,對世界歷史教學言,需要除舊立新,打破歐洲中心論。至于新的歷史究竟怎么講,以新觀點撰寫教材就成為教學的重要依據。在當時,教課書是國家統一編寫的,編好后連續供全國多年使用,所以編教材就顯得特別重要。也許這就是編者感覺壓力和責任都很重大的原因。

    在《歷史教學》創辦的最初幾年,由于工作關系,楊生茂先生認識了一批優秀的中學教師,也了解并關注解放后中學的世界歷史教學的情況。這段經歷對他參與編撰中學世界史課本和大學世界近代史教科書,裨益良多。

    解放后,在中國最早使用“世界歷史”概念并運用馬列主義編寫的教材是高中課本。20世紀50年代初,楊生茂先生被高教部調去參加編寫全國《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必修)教學參考書》(上、下冊)和《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史(續編)·蘇聯現代史》教材。此外,1959-1960年,楊生茂先生還負責華北地區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

    這幾套高中教科書對中國的世界近代史教學貢獻很大、意義非凡。高教部對這套課本也非常滿意。楊先生回憶說,“那時候服從組織分配,調去搞中學教材,都是試著用新觀點來編寫的。那是新中國第一部新教材。不過,我起的作用不大,中學教師挺管事,不單思想進步,而且業務很好”。這次經歷為他后來編撰大學教材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51年,高教部舉行了第一次醞釀統編全國世界史教材的會議,會議沒有達成共識;1956年,舉行第二次會議,繼續商討統編教材事宜。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動員全國高校力量編寫大學世界史教材。自1951年,楊先生參加了幾乎所有的高教部舉辦的有關教材討論的會議。于是在高教部的領導下,許多高校先編教學大綱。這年,楊生茂先生代表南開大學主筆,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世界近代史教學提綱”。

    世界近代史編寫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就是資料的匱乏。雖然下卷主編張芝聯先生(北京大學)有歐洲史的功底,上卷主編楊生茂先生(南開大學)有美洲史的背景,但是寫作工作還是難上加難。幾所高校分頭去寫,稿子交來后,要反復討論、修改。加之主編們也要承擔撰寫任務,因此張先生和楊先生集組織、撰寫、修改和審閱多種任務于一身。

    當統編近代史教材通到最后一稿時,周一良、吳于廑(皆48歲)、張芝聯(43歲)和楊生茂(44歲)四位英才,“爬在桌子上,對著一份稿子,逐字逐句地念,有爭議的地方就刪掉”。196210月,世界近代史文稿得以付梓。到1966年“文革”開始前,中國的世界史教研的所有成就,就是這四卷書,而其中近代史占一半的分量。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后的若干年里,這兩卷《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成為許多相關專業考生的必讀書籍,多次再版,并于1987年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

    盡管這是新中國第一部高等院校世界近代史教材,但楊先生對該書不甚滿意。但從總體看,這兩卷世界近代史有幾個明顯的創新之處。

    第一,從觀點上看,它打破了“歐洲中心論”和白人主流社會的正統史觀。第二,從體例上看,這兩卷近代史不僅顛覆了歐美、也顛覆了蘇聯的教材體系。中國歷史作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被寫入了這部通史,這在全世界的世界歷史著述中是首創,代表了這一領域中國的話語權,其深遠意義亦不言而喻。第三,從技術上講,這兩卷近代史加入“附錄”的做法,為新中國學術規范的樹立起到了榜樣作用。附錄從教學實踐出發,對學生和教師都非常有幫助。

    1949年到1979年“中國美國史研究會”成立這30年間,楊生茂先生從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學者到了花甲之年,他把最好的年華獻給了中國的世界歷史教學工作。他是那一代真誠追求學術、極富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的縮影。


                      原載《歷史教學》2016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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